1975年底，文革已9年有余，伟大领袖拼尽残喘之力孤注一掷，放手批邓，使本来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几近崩溃。我当时受北京图书馆委派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进修计算机。安徽当时属毛江领地，科大又是当地政治的晴雨表，气氛极为压抑。冬天一到，寒风凛冽，夜下沉沉，回想起来，天都是灰朦朦的。
那时的大学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的，史称工农兵学员。科大有一大批中科院各所选来的优良品种，因为多是复员兵，很快我就和他们混熟了。每日吃、玩、打球都在一起，还打过群架。俗话说：当兵三年，老母猪赛貂禅。大家在一起聊天，装不了几天孙子，坏水自然往外冒。20多年后，北京的餐桌上各色俊男靓女大讲黄段子，我们可以算得上“革命先烈”。
最先出彩的是我们班的许可夫，中科院感光所的，父亲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的名医，为未出山的邓大人动过手术，由此而荣任全国政协委员。可夫个子不高，大脑袋，有点秃顶，走路眼睛往下看，但一进几百人的学生食堂，各系美女的位置就能一一道来，可见“昂头婆娘，低头汉”的古训没错。
三系有一女子，身高1米7，面白晰，小眼睛，穿着总有点与众不同，很引人注目，那女子没胸，也没屁股，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麽能叫得响的零件，但一点不影响她的回头率，真让这群心高气傲的老爷儿们气短。这可能就是所谓审美的历史局限性。可夫的贡献在于给该女子起了个看似简单，实则精准的绰号——“看不够”。甫一出口，传遍江湖，众人都叹出手不凡。“教唆犯”的头衔于是非君莫属。
那时逢年过节前，为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，都要枪毙犯人，有两个头衔常能听到——“反革命教唆犯”、“流氓教唆犯”。大概属于只教没干一类。现在好像这两种人都没有了，“口犯”不算犯罪。贾宝玉只“意淫”怎麽能算流氓呢？老人家一样定他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表，一点没把他当外人。
一次大家聚餐，酒足饭饱后我讲了一个杜鲁门的轶事，典出当时的内部书《The best and the bretest》(中译《出类拔萃之辈》)，那事只显示人物性格，今天看来，连黄段子都算不上，但因气氛热烈，大家乐过之后，说我也够教唆犯，既然已经有了一个，干脆分个第一、第二，简称一教、二教，当时就给配了研究生若干，那时中国教育部还没有恢复这项制度，以后实行时是否参考了我们的经验，待考。
之后，又有三教、四教。三教好像是因年纪较长，其实也不过二十四、五岁，生理卫生知道的多些，不时有些毒素自然流露，在那群坏蛋眼里，遗精、避孕、例假只有流氓才会去研究，科学的布道等同贩黄，三教只好陪着苦笑。世道就是如此，伽利略牛不牛，不也一样吗？
四教为人木纳，不甚合群，他的当选极为偶然，源于当兵时听到的一个故事。一个庄嫁汉下身痒痛难忍，跑到公社找到赤脚医生，说我这下边长病了，您给瞧瞧，大夫是大城市下放，来接受再教育的，老师染病，于是很负责。研究半天没病呀，就问“睾（gao）丸痛不痛？”老农一听，大地方来的就是有学问，敢情这还有关系哪。认真寻思了一下，答道：“搞（gao）完没搞（gao）完都痛”。四教讲完后，还是木纳的样子，就像讲了一道汉语重音字的题解，让大家觉得身边真的睡着赫鲁晓夫了。
10年以后，我在北京图书馆社科咨询室接待一位苏联汉学家，一来二往熟了之后，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，我期待他笑出声来，以缓解每日的沉闷，没想到教授的严肃如同当年的四教，“汉语真的很奇妙，汉语太奇妙了”。俄国教授的汉语一定比那中国老农强。
当年的搞笑能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，盖因那时生活的苍白，如今物是人非，20多年了，再没见到过那些坏蛋。听说一教早在纽约定居，希望他没租上世贸中心的房子。前些天注册信箱，用了几个名字都通不过，不由想起了“二教”，真的一次通过，方才成全了这篇回忆。:shuai :shua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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√最后编辑于2012/10/30 10:35
